15年前和其他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废止独生子女政策的人走了，留给世界的，是他的美学著作、大量的翻译作品、努力搭建的中德文化桥梁，以及他正直、励志、与世无争的断臂儒雅人生。
0.路碑和墓碑
得到叶廷芳先生仙逝的消息，我很惊讶。
一个上午，我安安静静坐在欧洲的书房里，独自追忆叶廷芳先生，向他远行的方向，寄托一份尊敬和回忆。
叶廷芳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我一直都在努力去做一切我能做的事情。有些事情不会做可能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我还是要努力去做，因为这对一个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来讲，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儒雅的叶先生走完他学术的一生，是先生的造化。
断臂的叶先生走完他坚持的一生，是文人的骨气。
在德国文学翻译的历史上，叶廷芳先生是一个重要的路碑。
但现在，他将只留下一个墓碑，一个人们寄往天国思念的信件信箱和地址。
叶廷芳先生是德语文学翻译界的大师。
上个世纪末，许多读者通过他，开始认识卡夫卡、迪伦马特，开始通过《变形记》感知《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》，开始对德国文学，特别是现代文学有一种推窗见山的欣喜。
我的外语不好，和德语翻译更是完全不搭界，却有缘因为一篇文章，得到一个学界长辈对陌生晚辈的帮助，从而有幸结识叶廷芳先生。
1.初来北京的文学青年
年冬天，一个满怀梦想的文学青年，背着探亲的行囊，走出老式的北京火车站。
这个年轻人的眼里，一切都透着希望和新奇。
老式的帆布提包里，装着三件热乎乎的东西：对久别妻子的思念、御寒的衣物，还有一份年轻人热乎乎的未完成的手稿。
这个年轻人就是我。当时我的妻子，正在北师大钱媛先生（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女儿）等名师的指导下，如饥似渴的读书；而我在西南的一座阳光城市，一个严谨的机关工作，晚上才可以利用业余的一点点时间，在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吸取一些人文的营养，写点属于自己的文字。
带到北京的这份手稿，就是久违的人文精神快要窒息在刻板的工作时，唯一可以透透气、看见外面世界的那一片“林中空地”。
北京对我来说，只是一个陌生而向往的文化高原。
除了我的妻子，和我在一次讲座上见过一面的《人民文学》两位编辑老师，我在北京一个人都不认识。
正因为如此，那时的北京，在我心里是非常干净的心灵圣地。
正值期末，妻子忙着考试，没法陪我游览北京；但她的同学们热情的接纳了我，并在学校宿舍为我找了一个空床，安顿下来。
白天，我们一起去图书馆，一起去北师大食堂用特制大茶缸和铝制的饭盒打饭，晚上，在一起看书学习。熄灯的时候，两人依依不舍在女生宿舍门前告别，各自回到各自的住处，闭上眼睛，期待着第二天的来临。
那时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北京最有名的蜂蜜酸奶，并在北师大轻松的环境里，完成了一篇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文章。
但是，写完把它投到哪里呢？我不知道。
但我相信文化是相通的。抱着试一试的心理，踏着北京的初雪，我找到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，拜访了其中一位老师。
偏远小城来的文学青年，不知道北京的忙碌。编辑老师寒暄了几句，把稿件留下，说我们看看，就送我出来。
多年以后，当我在北京另一个杂志做了编辑、副总编辑，仍然记得那次惴惴不安走进文学圣殿的感觉。
我很幸运，那时的编辑们都很热心。几天后，我们通了一个电话，他告诉我：你的稿件《人民文学》不适合发表，但我们转给了一位外国文学专家，请他审阅。
一颗火热的心，开始冷却下来。我想，这可能是一种委婉的推辞吧。
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假期一过就回到了西南那座阳光灿烂的小城，默默的把底稿收进书箱的深处，继续让刻板的工作包围我，让忙碌的疲惫淹没我，让周末的酒精麻醉我，让遥远的思念日夜吞噬我，让文学的梦想渐渐远离我。
对编辑部的拜访已经渐渐淡忘，对编辑部的感知，也基本上停留在来自每家刊物后面的征稿启事：“自备底稿，投稿不退，三个月没有回音，请自行处理”。
三个月快过去了。我想，我的稿件已经列入“自行处理”的废纸篓了吧！
2.改变命运的一篇稿件
唯一能够安慰我的，是几乎每周都会接到一封妻子的北京来信。
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办公桌上的一封北京来信，和每次北师大的信封不一样，好像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信封。
我疑惑地打开了这封信。
我先看看落款：叶廷芳。我吃了一惊，这不是那位翻译卡夫卡《变形记》的著名翻译家吗？
我急急忙忙地往前看。
手写的信纸透着一种儒雅，字体又透着一种刚劲，大致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轻人的鼓励。
我以为这就是一种礼节性的鼓励吧。但看到最后，我有些惊讶。信中说到：你的稿件我们认真读完了，作了一些小的修改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们争取把它推荐到《名作欣赏》去。
落款是：叶廷芳。
（时间久远，信又留在了故乡，我只能凭记忆再现那封信的大致内容——作者注）
我很惊讶，很兴奋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。仿佛一个已经知道命运结局的我，突然接到改判通知书一样。
等我安静下来，又认真地展开那封信，仔细地、一字一句读了一遍。第二天，我拿起笔来，认认真真地给叶廷芳先生回了一封信。
几个月后，我收到了《名作欣赏》的通知，大意是您的文章发表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接到了《名作欣赏》寄来的两本刊物，和一张大约元的稿费单。
稿费具体是多少已经记不太清了，重要的是，这笔稿费，对一个年轻人坚持他的理想，有着及其重要的鼓舞意义。
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刊物摊开在面前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那个沉睡了许久的梦想开始苏醒。
我从办公室跑到开满鲜花的院子里，大口呼吸着阳光灿烂的空气，下定决心，要放弃这个别人看来非常重要、对我却是一种约束的岗位，选择另一条心灵向往的自由之路。
我很快辞去了那个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，踏上了跌宕起伏又温暖神圣的北京梦寻之路。
3.一次冒昧的约稿
大约一年后，我在北京见到了叶廷芳先生。
那时，我已经是某出版商的代表，希望向叶廷芳先生约一部传记的翻译稿。
说是出版商，其实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书商。
中国的出版商和西方的出版商不同。西方的出版商是独立的存在，基本上就是出版社、发行机构和版权、IP等附属产品的创造、组合、生产、传播、发行集团，中国的出版商却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现象：他们可以有版权，但是不能有出版权。
因此，当时社会上送给这个群体一个看似文雅，其实隐隐透着鄙夷的名字：书商。
但出版社又不得不放下身段与书商合作。书商虽然没有书号，但市场敏感度很强，通过与出版社合作，参与选题、组稿、发行，并通过定制图书承担风险，从发行渠道获取利润，当然，也给出版社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利润，甚至一本畅销书就可以就让本已发不出工资的出版社起死回生。
这是一个灰色地带，就像当时的民营企业家，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分，但却极大的促进了出版业的活跃与发展。
我们去拜访叶先生的时候，叶先生的时间很紧，正在忙着修订他的一部书稿。
市场经济和社会变迁，虽然给文化人带来了一些冲击，但叶先生仍然坚守着他的学术阵地。
叶先生很客地接待了我们，请我们喝茶。
但谈到那部我们约请他翻译的传记，叶先生坚决拒绝了。
当时这部传记的稿酬很高，时局又正好因为这个特殊“人物”，将世界推到了疯狂的地步。如果迅速翻译出来，无论叶先生，还是出版商、出版社、印刷厂……都会迅速挣一大笔快钱。
但叶先生说，这是一个暴君，我不会翻译给他涂脂抹粉的东西。无论多少钱，我都不会做。
90年代，中国的经济正在转型，文化单位也在纷纷转制之中，出版社基本上不出学术著作了，叶先生一本已经确定出版的学术著作也遇到了麻烦，可能面临要改为自费出版的困境。
临别的时候，我自不量力的说了一句：如果叶先生同意，我们愿意资助这本学术著作的出版。
叶先生沉吟了一下说：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难题。
叶先生的声音很沉稳，很雄厚，让我有些自惭形秽，仿佛鲁迅先生《一件小事》中的那句话——要压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那个“小”来。
叶先生站起来，送我们出门。
秋日的夜晚，北京的某个小区，叶先生挥手与我们告别，另一只胳膊空空的袖管，在秋风中飘着，这个镜头一直留在我心里。
我见到过许多有骨气的文人，叶先生的那种贫贱不能移的骨气，仍然深深的震撼了我。
虽然约稿失败，但我们却没有往常那种失败的遗憾，反而心里多了一份充实，那是一种对市场大潮下被冲击的文化的敬重，和叶先生的敬佩。
4.对学术的敬意
不久，因为各种原因，出版公司解散，我对叶先生不自量力的口头承诺，也成了泡影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挣到了一笔钱。钱虽然不多，但至少可以实现我的承诺，表达对学术和叶先生的敬意。
我迅速将这笔钱汇给了叶先生，并留言说：这是我们承诺的支持叶先生出版的费用。我特意告诉叶先生，不用在书中注明，什么都不用，没有任何附加的要求，这仅仅是我们对学术的敬意。
这个时候，我已经远离了文化，远离了出版，远离了写作。这几千块钱，只是对学术残存的留念，和对真正文化人埋藏在内心的敬意。
叶先生回信说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我很高兴，但这笔钱我不能收，我帮你存着，你到北京时，我退还给你。
之后很长时间，我都在北京打拼。
北京的冬天特别冷，甚至有一年住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，裹着三床被子仍然寒冷刺骨。
许多次我都准备放弃北京，回到温暖的南方，但朋友们总是真诚的劝我：你到北京来的初衷是什么？你回到南方是要放弃吗？
这时，我就会想起许多，想起北京让我们留下来的理由，想起许许多多真正值得尊敬的朋友，也会想起送我们出门、空着一只袖管的叶廷芳先生，和他曾经对一个陌生的文学青年无私的帮助和鼓励。
或许北京吸引我们的，正是这种温暖的、互助的、向上的、在浑浑噩噩的社会中，出污泥而不染的相互敬重和感染的精神。
这种温暖让我的心力逐渐缓和过来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，我渐渐在北京体面的立住了脚，也慢慢地有了稳定的家。
5.温暖的家宴
许多年后的一个中秋，我再次拜访叶廷芳先生，这种拜访，只是一种温暖的，类似家人一样亲近的、可信的感觉。
那天正好叶先生家正好来了一个远方的朋友，叶先生说，大家一起吃个便饭吧。
五六个人，一桌的菜，叶先生家的餐厅兼做客厅，虽然很小，但那天大家特别开心。我们喝完了叶先生预备的好酒，余兴未消，叶先生又吩咐家人启开一瓶竹叶青。
临走的时候，叶先生把我叫到书房，送给我一本签名的书，正是他的那本著作：《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》。
我很开心地收下这本书，并祝贺叶先生。
叶先生微微一笑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说谢谢你，这笔钱我一直给你留在这里，现在你拿回去，书已经顺利出版了，但你的心意我领了。
我的脸胀得通红，不知道该怎么拒绝，突然灵机一动，说：叶先生，这样好不好，这钱留在您这里，我这个不入流的文学青年会经常来您这里蹭饭吃，讨酒喝！
叶先生一楞，哈哈大笑，说那好那好，我随时欢迎！无论你将来做什么，这里都是你文学的园地。
叶先生不知道，其实这不仅是我所向往的文学园地，也是我珍藏在心中的敬重之地。
6.拜访尊者不需要理由
遗憾的是，之后二十多年，忙忙碌碌，自己也没有什么成就，就再也没有去叨扰叶先生。
现在想来，其实拜访一位尊敬的长者，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。
想念他们了，就立即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问候；路过门前了，就争取进去看看；心里迷茫了，就立即安排去拜访——只要时间合适，避开他们午休，或者他们最忙碌的时间。
千万不要错过啊，这是上天给年轻人最珍贵的安排之一。
虽然他们的时间很珍贵，但他们对年轻人和晚辈的欢迎、内心的那种呵护与真诚的交流，却是始终存在的。
逝者如斯夫，不分昼夜。那些尊敬的长者们精神和生命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在不断增长，也在不断消失。
但真诚的交流和温暖的回忆，却会凝固在时光的间隙，成为定格的特写。
附：
——叶廷芳（年11月23日-年9月27日），浙江衢县人，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，著名作家、德语翻译家、德语文学研究专家，卡夫卡、迪伦马特、里尔克研究专家。
叶廷芳先生曾经做过北京大学教师、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《世界文学》杂志编辑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室主任、研究员，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、《外国文学评论》编委、中国残联评委会副主任、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，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。
叶廷芳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、翻译家，也是有强烈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。6年，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，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，该提案成为著名的“叶廷芳提案”，年12月，两胎政策实行；年8月，三胎政策实行。
“会飞的老船长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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