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
愚人
听说有几位知青在曾经插队落户的双桥公社，建了一间知青纪念馆，我与夫人说去就去，12月15日那天冒雨去参观了。
纪念馆虽然没有更多的影像实物资料，却一样打动我的心。有一种纪念馆属于光荣榜，而知青纪念馆，十余年光阴仅留存几张老照片，证明了曾经有过的蹉跎岁月。
双桥是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从前叫双桥公社，现在属于王江泾镇的一个社区，双桥社区建得很漂亮，很气派。
不由得想起从前小集镇上的公社，公社的建筑大多是二层头楼房，砖瓦结构，灰色墙面，很威武，很庄严，有点衙门的感觉，农民从那里走过，老远望一眼就过了，估计没有几个农民伯伯进去参观过。
如今的村委会，现在叫社区党群服务中心，里面五脏齐全，代表一级基层政府，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友好。不过我习惯了老观念，老思想，看到工作人员，还是有点怯生生，胆怯。
每当看到“知青”二字我就会流泪。因为我们俩也是知青。看墙上的名字，一幕幕人物的群像会在脑海里掠过，想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，我的那些个插友。
亚玉和兆年，是我的左邻右舍邻居，岁数比我大好几岁，我敲锣打鼓去的时候，他俩在那里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，每天下地干活，日子没有盼头。我看兆年醉过，我看亚玉哭过。
兆年是个大大咧咧的矮个子，收工休息时，他抄起水瓢在水缸里舀水就喝，浑沌的井水加明矾沉淀一个晚上，水倒是清澈见底的，有时侯有孑孑在蠕动。没有菜吃的时候，我跟兆年就偷偷在别人家的菜地里摘两截大蒜叶子，冲一碗酱油汤，鲜得来。
那年亚玉30多岁了，是个老姑娘，也就是现在的大龄女青年。亚玉脸颊上的红晕证明她的豆蔻年华，即便已经饱经风雨。亚玉的嗓音尖尖的，像幼儿园里上课敲的那对小铜铃，亚玉守身如玉，就是不嫁，她一直等待着回城的机会，已经等得僵掉了。
公社机灌站有个站长，四十好几了，经常出现在阿玉那里，献殷勤，亚玉不冷不热不表态。站长白色的衬衣穿得很挺括，那张多皱褶的脸反而愈发显老、显黑。
终于有一天，亚玉答应嫁给他了，阿玉出嫁的前一天晚上，听见亚玉哭出了声响。过了不久，亚玉终于调到桥埭的机灌站工作了。
我们住的知青房子外观不难看，只是泥胚的地皮很潮湿，湿到打滑，床板是竹子的，床架子也是竹子的，再铺上晒干的稻草，过不了三天，稻草湿得滴水，需要经常抱出去晒晒。
从小我就怕蛇，农村里蛇很多。男人们在夏天都在门前的河浜河里游泳洗澡，那天一条蛇探着头就在我边上游泳，吓得我胆战心惊爬上岸，从此不敢下水游泳了。
我房子的西侧，有一片小竹林，有点田野园林、悠然见南山的感觉，有一天农闲，我一时高兴，搬了小竹椅去竹林里歇息，刚仰头看天空，猛地发现头顶上方盘着一条竹叶青蛇。瞬间吓破了胆。从此不敢进竹园。
我们小队种大头菜种雪菜，在桑园地里浇粪施肥的日子我还记得。
粪船停靠在桑园地岸边，一条跳板大约40公分宽，搭在两头，活里活络，我依葫芦画瓢，看样学样，在两只粪桶里各舀上两勺大粪，然后用水稀释加满，然后扁担上肩，摇摇晃晃走跳板，起初还好，到了后来，跳板都湿了，尽管缠着草绳，还是泥泞带滑，稍不留神就会失足翻倒在河里，性命交关的，心情紧张得要死，比耘田时蚂蟥叮在小腿上还害怕。
生产队小队长俞金泉，是个厚道人，总是安排我做妇女的活，拿妇女二级的工分。比如在出猪灰的时候安排我过秤，在灭钉螺的时候安排我在河边找钉螺，解放前这里是血吸虫肆虐。这样保证我能够轻松挣到口粮钱。
我们大队对知青是优待的，每个月有半天集中学习，由大队支部副书记陶仁松召集，还给记半天工分，所以大家都很在乎这每个月一次的机会，不过究竟是哪一天它不准时，往往要等大队带口信通知。到了那一天，大家像过节，穿戴整齐，有骂骂咧咧的、有毕恭毕敬的。
大队对知青的照顾还体现在有轻便的差事都让给知青。比如大队轧米工场、五金工场、赤脚教师、报道员、民兵连文书等。那年大队里写报道的朱定法上大学去了，后来当了三中的副校长，赤脚老师施彦考上了司炉技校，后来做了开发商的老总。
他们先行走了，腾出了位子，轮到我也有了代课、写报道的机会，时不时可以在大队的误工簿上签上大名，混上一天工分，拿回小队换口粮。我们大队是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，写报道的机会也很多。我正是在那个时候，认识了隔壁大队的一个女知青，后来成了我的夫人。
我夫人实实足足在田里做了三年，夫人回忆说：那年一辆军车把她送到了铁路南面一个叫永红大队高家湾的小队，乡亲们围过来看新来的知识青年，有人脱口议论：嘎小的细姑娘，种田来塞哇？做爹的在一旁听了，眼眶湿润了。
这眼泪，让女儿记住了一辈子。小姑娘倒也像个男孩，在后来的三年里，跟着贫下中农做农活，一天也没有拉下过，满档满算，做了三个“双抢”，肤色变成了黑皮，换来农民的赞扬声：这个细姑娘，吃硬的！不吃硬也没有办法。
夫人只在春节和“双抢”前后回去两趟。记得有一年双抢前夕小队里杀猪，夫人分得两斤来重的一块条肉，自己舍不得吃，兴冲冲托人带到家里去献宝了。那时候猪肉还是凭票供应的。还有白花花的新米上市，她第一个惦记带回家，看家人吃得很开心，她也自豪，那是她辛苦得来的劳动果实。
夫人在年参加高考，离开了高家湾。我也在那一年回城，进了嘉绢当机修工。再后来，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，耕耘了十年地球的知青回城了，可是蹉跎的岁月，不再回来。
回城后的知青，又面临了新的困境，卷入了下岗失业再就业的洪流之中，那一代人，感觉活着就是最大的成功了。
在双桥知青馆的墙上，记录了多位知青的名字。一个名字，就是一个家庭的牵挂。这样的家庭，全国至少有万。
知青的生活都很琐碎，很窘迫。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，知青这个群体谈不上有什么历史功献，只有艰辛的记忆。其实中国的农民也就是这样世世代代苦过来的。知青们吃得起苦，吃得起亏。
也算双桥村委会那些小青年干部有良心，有情怀，知青馆这些原本不属于双桥村委会的工作，他们也帮助一起做了，又让我感动了一回，为他们，也为自己。